项静：共同的人世生活 ✎ 新批评
新 批 评
◈特邀主持：李壮 ◈
主持人语：🎤
“ 这位1987年出生的球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这名1989年出生的球员已经不年轻了”…… 类似的台词，在今天的足球比赛解说当中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每次听到这些，我都不由得后脊一凉。它使我意识到，我的同代人正以怎样难以察觉又惊异的速度失掉“年轻”的护身符；毕竟我们的“年轻”在最直接的意义上仅仅建基于年份数字，而类似的数字我们每年都能在元旦的清早迎面撞上，它永远只会更加鲜嫩。相比于球员，文学写作者的职业生命当然长得多，但任何无所依傍的“青年”标签依然会是速朽的。项静在文章开篇提到了“文学自救和更新的诉求”。对新一代的写作者来说，这或许是“青年”二字背后更本质的东西—— 它类似于力士参孙额角的那缕神发，丢掉了它，再庞大的身躯也不过是无用的皮囊。
这种诉求，对外或可称之为“冒犯”，对内则体现为一种充盈着代际独特性的自我体认。诉求的达成可以有多种方式。项静选取的观照角度是“历史”，这在近年已成为我们谈论青年作家时的关键词。个体经验史、家族记忆等，项静着重分析了历史呈现的三重维度。在这些维度上，青年写作者们既得丰收也遇瓶颈，潜在的空间依然巨大。重述历史的冲动本无新意，带来不同的是其中所显示的一代人理解力的角度、力度、深度、广度； 它关乎项静所说的“文学意识的重新洗牌”以及“历史叙述带来的现实感”，这是验证写作有效性的指标之一， 也是一代人想象所谓“共同的人世生活”的重要方式。
共同的人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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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静
“当我们动辄谈论青年写作的时候，究竟意指何人和何种写作并没有清楚的答案，它的模糊、宽泛和无法详细考证都在推脱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也是没有找到具体切入口的泛泛而谈，但在这背后一定有文学自救和更新的诉求，寻找一种因为年龄和朝气而带来的与主流写作（正在通行的文学标准）不同的世界观、文学意象和写作方式。写什么与怎么写都是考察一个作家写作的重要指标，比如作为时间的形象——“历史”出现在作家们的文学世界中， 它以各种方式、名称、情感基调、面貌来发现和罗列，从而拥有自己的纸上的现在形态。我们这个国家和时代具有特别的产生“故事”的机制，我们从不缺少“故事”，从空间上来讲， 东部西部之分，沿海和内陆，以及现在出现的东北之困，还有南北差异，城乡差异，小镇、县城、工厂等特殊的写作对象空间，这种由空间而产生的差异、断裂、区割之下到处都是“故事”。从时间上来说，历史是我们“故事”的另一个来源，每一代人的历史都是由多重真实和限制构成的，按照一些约定俗成的样式重构也可能解构着自己。比如在被媒体和批评界广泛使用的80 后作家概念范围内，从一部分人抗拒一部分人认同，到反抗的无力，在找不到更好概念的情况下，80 后作家已经内化为大部分这个年龄段作家的自我追认，在这种有争议却无法打破的命名中创造着自己的小历史（自我的历史）、中历史（家族或者村落的历史）和大历史（时代的记忆和追溯），历史的频繁书写和自我追认，是这一代青年作家的思想历程和文字记忆。
文学返身历史的动力从来都不缺少，比如对正在发生的现实之无力感，文学史上沿袭来的对整体性历史观的深沉迷恋，线性时间叙事的诱惑和质疑，正在发生的不确定感和迷茫感等等，还有不可否认，我们对过去更有叙事的信心，对业已存在记忆中的故事，对已经逝去的青春和自我，对初具形象轮廓和背朝我们远去的时代，拥有和淘洗它的勇气要比对现实来得猛烈和沉稳，并且在事实和未知交界的地方产生新的审美力量。对历史的选择或者寄情， 是一个婉转的当代姿态，每一次重新叙述都带有重建的冲动，期望在回望中发现真理性知识或者满足某种情感诉求，以至于找到叙述今天的思想资源和想象未来的可能性。
在这一代青年作家的叙事中，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两种个人生活的简史：一个是少年时期的反抗叛逆者，他们出身于城市，擅长以忧伤的面孔回忆青少年时期，以决绝的姿态对抗单一的教育体制，他们孤独敏感而且高傲，对于社会人际关系冷冽的认识和表述，张扬一种受伤害者的姿态，有一种与既有的文学表意系统格格不入的突兀感，伤痕叙述方式本身就是对成人世界的对抗。这些大都出现在早期成名的80 后作家作品中，比如韩寒的《三重门》、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李傻傻的《红X》、蒋峰的《维以不永伤》等。另一个是青年失败者形象，他们大多由乡村或者小城镇在高考人口大迁徙或者打工流动中进入城市，他们是社会结构中的小人物，几乎普遍沾染了衰老的暮气，他们困在各种牢笼里：事业上没有上升空间， 人际关系中都是攀比的恐惧和互相践踏尊严的杀戮，家庭生活中处处是机心和提防，生计的困难遍地哀鸿，精神的困境更是如影相随，他们对理想生活和越轨的情致心驰神往却又不敢碰触，雄心壮志般反抗往往都是虎头鼠尾，小心地盘算着如何才能不至于输得一塌糊涂。这些形象大多出现在文学期刊杂志上，如甫跃辉的《动物园》、马小淘的《毛坯夫妻》《章某某》、霍艳的《失败者之歌》、蔡东的《我想要的一天》等。
相对于个人生活简史，家庭（族）历史在这一代作家的早期写作中处境尴尬，他们的写作倾向基本都是去家庭化的模式，家庭是潜在的敌人，个人主义式反抗的首要对象。但在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叙事中，家庭（族）式场域的存在却几乎成为讲述者必要的设备，这一点在社会学考察的视角里非常容易理解，承平时代的写作者，不会成为彻底的革命者，也无法获得广场上的自我想象，他们所占据的空间不外乎家庭、学校和职场，学校生活被青春期写作几乎耗尽，而职场的时间长度又相对有限。在个人的基点上，家庭（族）故事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滋生出纹理细密的伞盖，层层叠叠，身形肥硕，又远到达不了树的高度，也不再是从外面建筑房屋一般瓷实、倾力大于倾心。因为是回到一个具体普通家族的生活，又无法实现现实主义勾勒出几十年历史变迁的野心，所遇者无非生计之艰和生老病死、欢乐戏谑的生活戏剧，不适合放大展示和有意识观看，就像一条只能一人侧身的巷子，到达历史的法场，需要技巧和谨慎。
经过十几年的写作历练，多数青年作家在写作中形成了自己的辨识符，集合成一些固定印象和程式，造成自己的路障和瓶颈，家族生活的场域以其历史沿革和人际向度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新鲜感，融汇了个人生活、社会记忆、家庭伦理，甚至也透露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所遭遇的政治、经济、文化运作的结果， 它考验着一个作家的思想能力和对时代的把控能力，还有不断更新的形式能力，并且在中短篇的锻炼和积累之后，充实着长篇的结构能力。城市里的小众人群，有政治背景的群落（工人新村、工厂），以家族为依存的村落小镇，它们组成个人生活史背后延伸的视野，扩展着文学对接社会生活的能力，也勾画着一个作家背
后的共同生活和个人来源。如奥尔巴赫《摹仿论》所说:“没有共同的人世生活，因为只有当多数人找到通往属于每个人自己现实的道路，才会出现共同的人世生活”。近几年, 我们可以看到诸多的1970 年以后出生的作家似乎都试图去触碰他们的出生前史，比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张悦然的《茧》、李凤群的《大风》等，每一代人都有重修历史的叙事冲动，重要的是，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看到一代人对历史的理解深度和广度。于我们最为切近，在文学和现实中都没有得到充足阐释的现当代史，比如晚清民国、共和国（从1949 年至1980 年代， 1980 年代到21 世纪初期）等历史阶段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依然是我们的叙事动力。但我们所见到的往往是被某种流行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所挟持的当代史，这里需要对于文学意识重新洗牌，叙述方式和史观的回溯、反复和重新介入。当代史或者现代史，仍然是我们现实感的一部分, 对历史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现实的观感。
无论个人生活简史，还是家族式生活场域的故事，以至于整个国家民族的隐喻式讲述， 是目前青年作家面对历史的三种呈现方式，也是他们情感、知识和思想的试验场。对历史的叙述会带来怎样的现实感可能是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每一代人都有一双现实的眼睛，对于每一代人的历史叙事来说，无论如何都逃不开眼下的“我”，历史叙事只不过是一次例行出巡， 还是伸展了一代人的纵深感和复杂感，是验证写作是否有效的另一个指标。
[ 作者简介] 项静，女，生于1981年，祖籍山东泰安，文学博士， 就职于上海市作家协会研究室，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著有《肚腹中的旅行者》《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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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青年作家》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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